透過對『季刊評論』的投稿，別役亦傾力於評論，在70年代後期左右撰寫了許多犯罪評論。同時，也於此時著手創作取材於現實犯罪事件的犯罪劇。代表性的犯罪劇有取材起於50年代真實殺人分屍案的『飛呀飛呀蝸牛』(1978年)、以美國新興宗教團體所發生的集體自殺事件為題材的『媽媽!媽媽!媽媽』（『マザー・マザー・マザー』）(1979年)、取自家庭內部犯罪的『木上開花』（『木に花咲く』）(1980年)、以尼崎連續橫死事件為構想的『那個孩子是誰?是誰呢?』（『あの子はだあれ、だれでしょね』）(2015年)。在新興宗教吸引眾多年輕人的80年代，別役認為犯罪通常是具有時代典型性的，然而近年犯罪卻變得難以解讀，此「不可解性」混淆了我們的「生活感」。別役並非將犯罪的不可解性賦予易懂的定義，而是試圖揭示其結構。犯罪評論及犯罪劇則為此解明的手法。根據別役之說，在以奧姆事件為代表的新興宗教事件其背景，包括有在日本社會中「父親缺席」所引發的「家庭崩壞」。因為此崩壞而導致關係不健全的人們，他們引起了被稱作「抓狂十七歲事件」的犯罪。別役自81年出版『別役實的犯罪症候群』（『別役実の犯罪症候群(シンドローム)』）之後，至2002年的『「母性」的叛亂 平成犯罪事件簿』（『「母性」の叛乱 平成犯罪事件簿』）等，共出版了十幾本犯罪評論，從昭和到平成，透過犯罪持續論述現代社會之情景。
